2024年1月21日上午，浙江大学恒逸基金年度论坛“第十八届民营企业可持续发展高层论坛”在杭州举行。本次论坛邀请了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理事长史晋川，就“中国民营经济发展与制度环境改善”主题做深度分析与解读。400余名浙大师生、企业家学员、恒逸集团管理人员等参加了此次论坛。
本次论坛由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大学恒逸基金管理委员会、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办，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和浙江大学经济学院高级培训中心承办。浙江大学经济学院高级培训中心主任叶宏伟主持了本次论坛。
史晋川教授发表了题为“中国民营经济的创新发展与制度环境”的主旨演讲。他认为，民营经济创新发展的问题，也是中国宏观经济的重要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通过制度的改善来激励民营企业的创新，确保供给能持续创造新需求。并对学员们关心的问题进行了耐心细致地解答，讲座取得圆满成功！
第一个层面：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时代使命
从经济学资源配置这一基本视角来观察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大规模的制度变迁和迅速的经济发展及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壮大，可以得出结论：中国民营经济是改革开放历史时期推动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推动民营化、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的伟大力量。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不仅仅是一个发展的问题，也是一个改革开放的问题，要坚持用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民营化实质上就是资源配置活动主体的变革，市场化就是资源配置活动方式的变革。正是制度变迁过程中的民营化和市场化，才推动了资源的优化配置，推动了工业化和城市化。我们应该在资源配置的分析框架下观察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观察民营企业和民营经济在中国经济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以及未来的变化趋势。
第二个层面：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成就与现实问题
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在党的十八大以来的这十年当中，无论在经济总量还是产业结构、创新能力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同时，在近年来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首先，民营经济发展总量的扩张趋势放缓。再次，民企创新的空间和活力趋弱。在企均研发投入上，民营企业也与规上企业、内资其他企业差距越拉越大。研发人员方面，民营企业的研发人员总量增加，但增速下降。企均研发人员投入增长停滞，与内资其他企业的差距，在过去10年持续缩小后再次扩大。
第三个层面：民营经济发展困境的制度性成因
上述民营企业在总量、结构、创新层面存在的问题背后，是改革不彻底的体制性问题。其一，民营企业产权保护，制度的缺位和越位并存。行政强权缺乏制度性的约束，存在以政代法现象和制度性的越位。其二，阻碍民营经济产业拓展的制度壁垒事实存在。部分产业准入放宽的制度性安排有准无入，比如部分领域准入“名准实禁”，一些准入事项办理“名备实审”，有的招投标范围“名广实窄”。多数跨区准入的制度性分割新旧叠加，有本地优先、封闭运作、监管差异等问题。其三，民营经济市场监管政策调整“左右摇摆”。
民营企业创新中很多使用了新的制度或商业模式，某种程度上突破了民企与国企之间传统的市场与产业边界，对原有市场准入和监管体制形成冲击。
第四个层面：改善民营经济发展制度环境的建议
第一，改善民营企业发展的立法环境。应加快研究修订相关基础性法规，加快研究制定民营企业保护法。在宪法条文上，必须要淡化不同所有制经济成分表述的差异性。第二，夯实保护民营合法权益的司法环境。深化“四大检察”格局，不断完善法律监督机制。持续推进涉案企业司法程序的合规改革。严厉打击侵占民营企业合法产权行为，严格依法审慎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措施，建立健全企业涉产权冤错案件有效防范和常态化纠错机制。第三，稳定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环境。政策治理要让位法律治理，做到政策及执行稳定、连续、一致。提高政策公信力，体现政策真扶持、真落实。第四，完善激励民企技术研发的创新环境，建立面向市场的科技激励政策、明确民间资本投资领域与规则、简化科技类项目和经费管理程序等。
浙江是民营经济大省，浙江40多年民营经济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到浙江的民营企业发展开始不是靠技术创新起家，也不是靠商业模式创新起家，而是靠制度创新、体制创新起家的。是突破了计划经济这种传统的旧体制，浙江的民营企业才发展起来，才有后面的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以及其他更加全面的创新。
最后，针对史晋川教授关于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讲授内容，学员们就自身专业背景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向史晋川教授提出了自己的疑问，他就这些问题进行了耐心解答，学员们讨论热烈，讲座取得圆满成功。最后，感谢史晋川教授为学员们带来的深刻、精彩、慷慨的学术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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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恒逸集团自2007年以来，关心与助力教育事业发展，同浙江大学建立了多层次多领域的合作关系。十多年来对浙江大学包括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国际交流、基础建设等方面给予了1亿9千万元的支持，设立了“浙江大学恒逸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