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存在突出的结构性问题，新一届政府提出的经济新常态，其调控目标就是解决结构性问题，实现中国经济的转型与发展。经济新常态意味着政府将以一定程度的经济增速牺牲，换取经济质量提升。但中国经济结构的再平衡离不开经济增长周期的支持；是故，中国经济的转型与升级，必须在经济增速、就业与经济长期增长之间找到均衡。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通过公共财政改革和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为中国经济结构的空间再平衡和更持久增长提供平台。而“一带一路”战略，则可以进一步拓展中国经济的国际发展空间，延长中国经济的增长周期。新型城镇化依然离不开民营经济的产业、人口集聚，民间资本和民营企业更是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力量。

　　毋庸置疑，在过去30多年的市场化改革进程中，民营经济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与城市化的重要推进力量，城市化也是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载体和引擎。东南沿海的民营经济之所以能够持续、有效地推进城市化进程和经济社会发展，在于这一带的民营经济的发育、成长是民间自发的且符合市场经济规律；中国内陆地区在推进本地民营经济发展与城市化进程中，必须尊重市场规律，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解决发展中的地区差距和收入差距，历来有福利的改进和经济发展两种途径。就中国而言，中央政府应承担更多的社会福利保障义务；地方政府应遵循中央市场化改革的目标，更多地推进民营经济发展与新型城镇化。财税改革在民营经济发展与城镇化中要发挥更积极的作用，税收的激励机制和公共财政的均等化是财税改革制度设计的关键。民营经济发展推进城市化，还要注重环境与资源保护、生态与经济可持续发展，唯有如此，方能使中国经济保持持续增长的动力。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过去依赖要素无限集聚和高投入的高速经济增长方式将难以为继，中国经济亟待实现转型升级，用部分的经济失速换取经济的质量增长，这需要中国经济结构性变革和空间的创新支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这为民营经济的大发展带来了更广阔的天地空间。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十八届四中全会公报提出全面加强依法治国和依法行政；随后习近平主席提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并就以依法治国统领“四个全面”战略进一步进行论述；这实质就是运用法治为市场经济建设和运行保驾护航。财税改革和新型城镇化战略，是深化市场经济改革目标的关键。中国当前的财税改革和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施，一是充分利用财税政策改革引导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变革，利用财政政策合理科学地配置资源，并充分发挥财税政策的经济激励效应，实现中国经济的创新、创业增长；二是充分利用新型城镇化的国家战略，引导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城乡与区域结构性变革，消除经济发展的资源、环境瓶颈约束，努力实现城乡与区域的均衡发展，进而通过中国经济的均衡发展来实现中国经济质量和速度的双高增长。

　　沿着“民营经济发展—城市化进程—经济集聚增长—规模效益扩散”这样的经济增长演进与相应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主线，可以系统研究民营经济产业集聚、经济增长与区域城市化进程之间的互动关系。运用制度经济学理论，结合空间经济理论、经济集聚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理论，分析地方政府如何通过市场化、城市化战略来拓展区域民营经济的发展空间；观察民营经济的转型发展是怎样影响区域城市化进程和城市转型的，以及二者如何互动并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

　　可以预见，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的指导下，随着深化改革开放、强化创新引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等突出的结构性问题会不断得到缓和、改善以至解决。在这一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期，财税改革与新型城镇化战略将会为中国的市场化、民营化、工业化和城镇化带来一轮新的发展契机，促使中国经济转型升级，促进中国经济在城乡之间和区域之间更加协调、均衡发展；落后过剩的产能会得到化解，新兴产业包括现代农业可以得到逐步发展和壮大；生产要素终将在国有经济、民营经济和股份制经济主体之间实现自由流动，劳动力、资本和土地等资源要素得以在市场机制条件下实现科学、合理的有效配置；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会得以不断提升，中国经济增长在保持一定增速的基础上会更加注重质量，社会经济将走上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这实质上也意味着中国的民营经济发展和城市化，即将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特别是中国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施，为民营经济继续发挥其集聚产业和人口的作用，提供了新的平台；而财税领域地方政府性债务的可持续管理创新，为民营经济产业资本参与“一带一路”战略创造了条件；“一带一路”战略的实质推进，则直接帮助民营企业和民间资本“走出去”，拓展中国的经济空间并延长中国经济的增长周期。可以肯定，中国结构性改革的战略已经形成全民共识和社会行动，并且已日益为国际社会所认同。“十三五”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既为中国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提出了明确任务，也为中国民营经济更大的发展和城镇化战略的实施提供了更广舞台。民营经济的新发展将为实现中国经济结构再平衡与长期增长，进而换取中国经济又一个30年的中高速、质量型的增长周期作出自身积极的贡献。

　　（作者系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本文为作者所著《中国经济结构再平衡与长期增长》一书序言，略有修改。）